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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以蛰全家福，前排为邓以蛰配偶，后立者为女儿邓仲先（中）、邓茂先（左）、儿子邓稼先。图片由作者供给

　　邓以蛰（1892—1973），字叔存，别署钝蛰，安徽怀宁人。美学家、艺术理论家。1907年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早稻田大学，1917年赴美留学，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美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著有《书法之赏识》《艺术家的难关》《画理探微》《六法通诠》《辛巳病余录》等。

　　“艺术终究为人生的爱宠的理由，首要是因为它有一种特别的力气，使咱们暂时得与天然脱离，到达一种肯定的境地，得一刹那间的心境的满意。”这是邓以蛰议论艺术发明时提出的观念，道出了他对艺术与美的情绪：美与心灵相关，可以使人取得心境的满意。这或许正是他终身致力于阐扬美的精力境地、我国书画美学的良心。

　　邓以蛰是20世纪我国现代美学研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1907年赴日本留学，1917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与美学的六年间，对西方现代美学理论进行了系统学习。回国执教后，邓以蛰将目光转向我国古代书画及艺术理论，研讨我国书画之精力、气韵、方法、境地。以对传统书画的知道与了解为“体”，以西方美学理论为“用”，邓以蛰厚意投入我国书画、美学研讨，如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所言：“唯书与画，犹未忘情。”

　　邓以蛰之子、核物理学家邓稼先说：“父亲的人生寻求，对教育的郑重其事，待人的真挚，日子的朴素，特别是他那激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严于律己、宽恕待人的性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形象。他和他的同代人，在学术上互相商讨，国难当头时互相关怀协助的情形，使我感遭到我国常识分子肩负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重担。”

　　1892年，邓以蛰出世于安徽怀宁，是清代碑学、篆刻、书画我们邓石如的五世孙。其父邓艺孙精于我国古代诗论，雅擅词翰，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对邓以蛰走上学术路途有侧重要影响。兄长邓仲纯与邓以蛰一起留学日本，专攻医学，与同乡陈独秀有亲近往来，后于医学界颇具声名。其弟邓穆、邓以从亦为学人，曾任教于复旦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

　　邓以蛰的同乡老友，教育家、考古学家程演生这样描绘他的家世：“少好选学，为文艰奥，戛戛独造，家承艺苑，保藏极丰。乾嘉道咸以来，名贤学者与完白山人、少白先生往还，书翰图像，庶皆保存。其居铁砚山房在县北乡白麟坂，固吾乡文献之府也。”（《长枫诗话》稿本，安徽省博物保藏）“完白山人”就是邓石如，“铁砚山房”为邓以蛰少时所居，也是邓稼先的出世之所，以邓石如受清代学者毕沅所赠四铁砚而得名。

　　在回想年少日子时，邓以蛰曾写道：“吾幼常常居楼，坐对行循，起卧恒不去目前者，乃一绝好之大痴之《富春山居》或九龙山人之《溪山无尽》长卷。四时朝暮，风雨阴晴，各呈异态，直不待搜筐箧，舒卷把玩然后适也。”（《辛巳病余录》）邓以蛰自幼受我国传统书画艺术熏陶，培养了对传统书画的审美，与我国书画结下不解之缘。

　　除家学渊源之外，邓以蛰的美学之路也与其所受校园教育严密相连。生于社会环境剧变的20世纪初，邓以蛰的成长、教育之途注定是新与旧、中和西的交错，这也为他日后以西方现代美学视角解读传统我国书画理论埋下了柱石。8至12岁间，邓以蛰入私塾读书，13岁转入安庆尚志书院，14岁入芜湖安徽公学，这是其肄业之路的第一阶段，奠定了深沉的国学基底。1907年，和彼时许多渴求新知的青年人相同，邓以蛰为着复兴中华的方针负笈海外，先后到日本、美国留学，这是他开辟现代学术视界，触摸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关键时期。这段留学阅历好像翻开了“第二扇窗”一般，使他可成为融通中西的学者。

　　赴日留学的四年间，邓以蛰先后在东京宏文学院、早稻田大学学习。在东京，他与邓仲纯、陈独秀等人同寓一舍。这些年轻人怀着激烈的求知、求新、求变愿望，他们常常聚首，沟通新思维，还一起学习、翻译外国诗词，将我国古诗译成英文，把外国名诗译成中文，并发明书画互赠。苏曼殊作《葬花图》，陈独秀题诗，并在诗后题记《曼上人作该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此画一贯被邓以蛰挂在自己的书斋之中，作为此段友情的标志。

　　1917年，邓以蛰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与美学。从大学到研讨院的六年韶光，他广泛涉猎西方哲学与美学经典著作，遭到许多美学思维影响，如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柏拉图的理念论、摹仿论、创意说等，这些在邓以蛰后来的美学论说中都有所表现。

　　那时国内正值新文明运动勃兴，在美学方面，在打寒酸有范式的一起，亟须引进西方理论为我国美学的现代化供给新的观念、办法。邓以蛰赴海外肄业，其优势正在于可以使用西方理论系统研讨我国书画，提出具有立异知道的书画史观。他曾致书陈独秀等人，言及“迩来偶于国内报纸得知兄等近在大学种种创业改造，皆吾辈日常所曲折思维……粪尘毒雾之中，对此崭然灵光，既惊且喜。然吾国文艺复兴，要自兄等始耳”，表现出对新文明运动的积极重视和支撑，还对彼时日本在国际上美化我国的行为表明斥责。

　　邓以蛰支撑新文明运动，也坚决支持本民族民间传统文明艺术，这样的情绪一直贯穿于他的学术人生之中。1923年，因母亲逝世，邓以蛰中止学业，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在北平艺专教育美学、美术史课程。1933至1934年，他出访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遍访各国前史名胜及博物馆、美术馆，并游历巴黎大学半年，再度加深了对西方艺术的知道。

　　邓以蛰是被前史烟云所遮盖的一位美学家。虽然学界将其与宗白华并称为“南宗北邓”，但就今天群众对他们的了解程度而言，二人好像未能到达齐名的程度。

　　闻一多先生曾这样点评邓以蛰曰：“作者一贯在刊物上宣布的文章并不多（恐怕总在五数以下），可是没有一篇不佶屈聱牙，使读者头痛目炫，茫无所得，所以也没有一篇不刊心刻骨，博学多才。”（《邓以蛰〈诗与前史〉题记》）闻一多非常恳切地指出了邓以蛰未能蜚声美学界的原因，一是他的著作数量相对较少，二是其行文“佶屈聱牙”，其间的深化与不流畅带来了必定的阅览门槛。

　　《邓以蛰全集》仅35万字左右，但著作数量的多少不等于研讨程度的深浅，他消耗汗水所编撰的文章，虽然有不流畅通俗之处，但也不乏肯静心咬牙领会其间精妙的读者。从《艺术家的难关》到《画理探微》《六法通诠》《书法之赏识》，邓以蛰将自己的汗水和对美学的寻求，全部融入一篇篇著作之中。

　　邓以蛰在北京大学和北平艺专任教期间，重视画坛与新文艺的开展，学习西方理论深化考虑、阐释美学实质问题。1924年观赏中日绘画博览会后，他接连宣布《中日绘画博览会的批判》《续评中日现代艺术》两篇文章，尖锐地提出了对当下我国画开展路途的考虑。他谈及艺术发明中“影响”和“仿照”的差异：“仿照”乃削夺天然，易有枯燥无味之自陷；“影响”则有自己的成长、过程和堆集。这阐明晰面临西方艺术，当代我国艺术家终究该怎么承受和学习的问题。文章还提出，艺术之实质在于发明，应先“翻开自己觉性之门”，再“用你诚挚的爱情于其间”，而非舞弄笔法。无疑，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彼时画界呈现的复古保守和悬奇立异两种倾向，在提出批判的一起，也蕴含着邓以蛰对新艺术开展的期盼。

　　更具代表性的则是《艺术家的难关》一书。1928年由北京古城书社出书的《艺术家的难关》，收录了邓以蛰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宣布的八篇文章，展现了他对柏拉图、叔本华、康德、克莱夫·贝尔、莱辛等西方学者理念的把握与再阐释，表现了邓以蛰前期的艺术思维系统。其间《艺术家的难关》一文评论了艺术家的发明怎么打破“天然”范畴，即天性、人事、常识等全部发生捆绑的关口，进入“纯形国际”。这篇文章建议，艺术要鼓舞鞭笞人类的爱情，而非满意初级官能快感的需求，虽然“这鼓舞鞭笞或许使你不舒服，使你寒暑表失了以常识天性为凭仗的肤泛平凡的痛快”。在他看来，正因如此，艺术史上许多造境极高的著作遭到一般观者、读者的责难。这表现了邓以蛰关于艺术的实质、功能与境地有深化知道。此书中的《诗与前史》一文侧重评论诗篇美学。在这篇文章中，邓以蛰散步于中西艺术之间的心境越来越显着。他称宋词为形象派，奔驰于梦想的七言诗为浪漫派，而屈原的离骚、但丁的神曲、歌德的诗剧被他一起划分为“极境”之诗，读来充溢美感。《民众的艺术》是其为北京艺术大会所作。受马克思主义思维影响，此文通篇论说艺术开展与生命、作业、民众密不可分的联系，言及“艺术根本就是民众”，发起为民众的艺术，具有适当的前进含义。

　　1934年访游欧洲回国后，邓以蛰逐渐将精力会集于我国书画范畴研讨，进一步发挥其融通中西的艺术涵养，以现代美学观念对传统我国画论进行讨论，尤以会集发明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书法之赏识》《画理探微》《六法通诠》作代表。宣布于1946年的《画理探微》，分“论画之东西——‘笔画’”“论艺术之‘体’‘形’‘意’‘理’”“论‘理’——气韵生动”三部分。邓以蛰在此文的小引中写道：“慨然于旧套陈言，鲜闻新意，乃陈鄙说，谬见悦服。因掇拾前后所论，成此一篇，命之曰《画理探微》。曰‘理’曰‘微’。盖所以示与画法画评殊科，而试作道理之讨论焉耳。”可知，作为一名现代学者，邓以蛰不满意于其时的传统艺术理论研讨，巴望具有开创性的新观念。面临西方艺术的冲击，坚守传统或简略套用西方标准是行不通的，必须有根据深度了解的新理论建构。故此，他于文中提出了我国绘画美学系统的重要结构，即“体—形—意”“生动—神—意境（气韵）”，两个理论系统一个答复了我国画“是什么”“怎么发明”的问题，别的一个则答复了“怎么点评”和“价值安在”的问题，二者互相相关，是邓以蛰关于我国绘画前史开展的理论归纳。在西方绘画冲击下，一些人以颜色、立体感、光影等西方绘画标准将我国画冠以“不科学”“落后”之名，这篇文章将我国画理论从一种技艺阅历归纳为具有哲学内在的美学系统，也是对此类论调的一种回应。

　　邓以蛰费尽心机研讨学术，业余日子中，他喜欢天然之美，对人热心、谦和。邓稼先回想，邓以蛰热心日子，安静朴素。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邓以蛰总是独安闲清幽的荷塘边散步，也常去圆明园。在北大燕园居住期间，逢着气候好时，他便在未名湖边晒着太阳深思凝想，赏识满湖盛放的荷花。或去颐和园，在清静的后山小路中散步，感触大天然的魅力。在日常日子中与学生、友人往来时，邓以蛰则显示出朴素、热心的一面。有学生向其讨教书画常识，他总是耐性翔实地辅导。忆及先师，武汉大学教授、美学家刘纲纪说：“他常常连我其时短少爱好的一些有关辨别古画的常识（如不一起代的纸张、装裱、题款的方法、印章等）都逐个详加解说教授。直到我自己也‘为人师’之后，回想起来才深深感到要如此耐性地对待自己的学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刘纲纪《我国现代美学家和美术史家邓以蛰的生平及其奉献》）

　　任教清华大学期间，邓以蛰和同路友人热忱往来，与政治学家钱端升、文学家沈从文、哲学家金岳霖、诗人徐志摩等一道议论艺术、哲学。他们在金岳霖家开“星期六碰头会”，把林徽因家称为“太太客厅”，在一起集会谈天，常常赏识邓以蛰带来的画作。金岳霖在一篇文章中写“火炉一砌，老朋友的画就挂上了”，“老朋友”就是邓以蛰。

　　应该说，邓以蛰对天然环境的感触力，待人的真挚，与其美学寻求是分不开的，他正是经过日子这一途径，领会美学的真理，也验证了“美是日子”这一现实主义美学出题。

　　邓以蛰终身钟情于我国书画，这不只表现在对美学理论的研讨和阐释，也见于他对文物的保藏与鉴赏。邓以蛰家中保藏极丰，其间既有邓石如的著作，也有其他代代传承的著作。此外，邓以蛰多年来亦节衣缩食购藏了不少书画珍品。部分藏品或在战火纷飞中丢失，有的因贫病交加无法变卖，但先祖邓石如的墨迹一直保存无缺。

　　1933年，日本学者藤冢邻曾数次到邓以蛰家中访问，“屡访其西城北沟沿居住，得展赏完白之肖像、遗品，清代、李朝之手札等数十件。意外奇缘，惊喜手足无措。”邓以蛰还使用这些藏品进行教育。邓稼先回想父亲时谈道：“他耐性翔实地辅导学生分辩鉴赏古字画真迹，指出其特色，不怕费事地将家中藏画悬挂起来，逐个指给学生看，并作翔实的解说。”

　　1941年，邓以蛰作《辛巳病余录》，宣布于沈兼士主编的《辛巳文钞》。此文翔实著录其所藏文物，并从美学、史学视角进行考证、分析。文章小引说：“‘病余录’云者，盖余之身外之物，如文字及一部分书本于丁丑病初焚失已尽。”“书与画则于病中转入别人之手，尝以陆天游仿董北苑笔向友人乞米。”抗战时期，邓以蛰因疾病导致体弱无法随校园南迁，停留于北平，日子日陷贫穷，部分藏书、手稿在战乱中损毁或丢失，无法变卖部分书画，换米度日。邓以蛰收拾《病余录》，颇具悲凉之感，无法斥逐的是作为“物”的保藏，他真正要看护的是这些藏品所承载的文明精力。《辛巳病余录》不只是一份藏品清单，更承载了邓以蛰心中对书画艺术无法舍弃的爱情。《辛巳病余录》所录文物包含《唐麟德元年造像碑拓本》《钱选桃花源图卷》《无款十指钟馗图》《无款元女授经图立幅》《倪瓒湖阴山色图立幅》《陆广仿董北苑山水立幅》等十二件，翔实介绍著作的内容、题跋、钤印、尺幅、著录等，并对书画方法、技法、绘画理念、前史背景等进行说解。此文广引《宣和画谱》《历代名画记》《广川画跋》《梦溪笔谈》等多部传统画论，亦结合西方大画家塞尚、莫奈等人之艺术风格进行证明，内容宏富。

　　20世纪60年代，邓以蛰将家藏有关邓石如的文物捐赠国家。后来，故宫博物院举办了“邓石如先生诞生二百二十周年留念展览”。这个展览中的书法著作，篆、隶、行、楷诸体悉备，发明时刻由早年的《周易·说卦传》横跨至邓石如临终前的《敖陶孙诗评》十幅大屏，明晰展现了邓石如书法风格演化的头绪。邓以蛰为此次展览作《完白山人留念展览简述》，介绍邓石如的生平阅历、艺术承继、发明实践等。除此文外，他还曾编撰《〈邓石如书法选集〉前语》《关于完白山人专集的出书》《〈邓石如〉序》等文章，在自己学术生计的最终阶段完成了对先祖邓石如的研讨。

　　邓以蛰曾用古人立德、建功、立言“三不朽”教训邓稼先。立德是经过求知、懂事来涵养美德，并经过品德影响和协助别人；立言是以学习前人常识为根底，生出自己的建议与见地，著书立说传之后世；建功则是以自己终身之所学多做益事，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作出奉献。

　　“三不朽”既是邓以蛰对子女的教导，也是对自我的要求。他终身寻求真善美，在美学国际中探骊得珠，于书画理论里去粗取精，为我国现代美学研讨立下了奠基之功。邓以蛰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一篇篇融贯古今中西的学术佳作，还有他对美之精力境地的神往，为往圣继“美”学的不倦求索。